《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9期 （总第31期，2007年9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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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软力量与中美关系

（王雅平）

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中国的孔孟之道讲究攻心为上，以柔克刚，以德服人。甚至中国古代的兵法大家孙子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西方学者约瑟夫·奈在九十年代初提出软力量的概念。他定义软力量为“通过劝说和魅力而非威胁或军事手段来影响别国的能力”，似乎与中国古代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来，软力量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概念；软力量在中国外交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对于软力量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与困惑。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新著有《魅力攻势——中国软力量如何改变世界》（以下简称《魅力攻势》）一书的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国内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非洲问题专家莫罗·德·洛伦佐(Mauro De Lorenzo)，对有关中国的软力量与外交进行了探讨。

什么是软力量？

科兰兹克说，他在《魅力攻势》一书中所用的软力量的概念基本是来自于他所了解的中国人对软力量的理解，即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这一定义比约瑟夫·奈的定义更广泛。因此《魅力攻势》中的一些例子比如对外援助、经济强制手段等在是否属于软力量的问题上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洛伦佐的定义则强调“手段”。他认为，只要手段为非强制性，其目的在推动其他国家依照本国利益行事的能力就是该国的软力量。洛伦佐举例说，“这样的定义就使得美国派军援助南亚海啸救灾活动成为美国运用其硬力量加强其软力量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洛伦佐认为美国国内也没有统一的软力量的定义。科兰兹克也说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界限其实还很模糊。

中国软力量的强项与弱项

庞中英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市场不断繁荣所带来的对世界的吸引力是中国软力量中的强项。与此相伴的是中文，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洛伦佐同意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力是中国软力量中最强的方面。科兰兹克则认为中国消除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忧虑和中国的文化外交是中国软力量运用中最成功的方面。

三位专家分别指出了中国的软力量在三个不同方面的弱势。庞中英认为，中国在经济上造成的软力量的优势也造成了软力量的弱势。他说，至少从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一直是以“经济外交”为主。中国通过搞“经济外交”与世界建立起来一个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对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则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长期的意识形态中立、超越社会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这样一种外交形式，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缺乏一种价值基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只有单纯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一种价值基础的。单纯的利益为基础的国家关系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并不牢靠。共同价值的缺失也给国家间关系带来隔阂与束缚。比如非盟的宪章，东盟的正在酝酿中的宪章，都有民主、人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干涉他国内政等的思想存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不进行表态就必然给中国在非盟，东盟在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造成尴尬的局面，从而局限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这些国家所能造成的影响。

洛伦佐则评价说，中国的软力量中文化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相比较于美国的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突出的享誉世界的文化品牌，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印象还很模糊并充满了错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软力量还有待加强。”

科兰兹克则指出中国政府在公共关系，尤其在与国际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上尚需要积累更多经验与技巧。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开始与相关组织有了一些接触。“这些迹象都是好的，但如何与这些组织打交道还是一个值得中国政府学习的课题。”

中国发展软力量，意图何在

庞中英指出，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单纯的经济外交的局限性，并寻求以发展软力量来弥补经济外交的不足。他说，“比如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在过去十年发展得非常好，但是澳大利亚还是在政治上向中国施压，与日本加强安全关系，接待达赖喇嘛，批评中国人权。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所谓软力量，其实就是想在经济外交之外增加点儿非经济的东西，从另外一些方面去增加中国的影响，维护中国的利益。”“中国发展软力量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科兰兹克认为，北京在发展软力量上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消除世界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戒心。此外，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的时候，软力量也有助于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同与合作。

洛伦佐说，中国发展软力量，目的在想要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并想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以非洲为例，指出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一方面是为了在联合国能够有非洲的支持，比如在台湾申请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上北京就有来自非洲的铁杆支持。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利用软力量确保其对自然资源的通道畅通，例如石油。

洛伦佐还建议中国在非洲发展软力量的时候应注意吸取美国的教训。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任何与苏联为敌的非洲国家交好，对多个臭名昭著的专制政府也不回避。这种做法对其一贯的推广民主精神的姿态造成了鲜明的讽刺，因而大大地损害了美国在非洲人心中的形象。他说，“中国因此在决定与谁做朋友的问题上应该慎重。中国对这个问题慎重不应该是因为西方的人权组织说了什么，而是应该因为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软力量的上升是以美国的软力量的下降为代价的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软力量的上升是以美国软力量的下降为代价的(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is at America’s expense)，言下之义似乎暗示中国的软力量对美国造成了威胁。科兰兹克说，美国的软力量确有下降，但美国的软力量的下降大部分是出于它自己的原因；中国的软力量确有上升，中国的软力量从美国的软力量的下降中确实有所获益，但他不认为中国有刻意地利用美国软力量的下降来提升其自身的软力量。“如果美国真正担心中国的软力量的崛起，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壮大自己的软力量。美国应该接受中国逐渐强大的事实，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计划，而不是拒绝承认或者试图减弱中国的影响。”

庞中英认为谈论美国的软力量下降还为时过早。虽然美国的软力量在一些方面有所下降，但中国的软力量能够挑战美国还有待时日。此外，中国的软力量与美国的软力量并非总是此消彼长。他举例说，北京共识其实正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变种。“中国本身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好学生。从1986年中国加入IMF，加入世界银行，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整个过程中国完全是按照西方开出的条件，加入到了这些国际经济制度里面。中国的国内改革也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强调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缺少了解。”

奥运会对中国的软力量的意义/影响

正如庞中英所说，奥运会对中国的软力量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奥运会是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建设成就的机会，将为世界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但同时奥运会也将使任何问题都曝光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也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为扩大其自身影响而利用。

洛伦佐表示，中国想要通过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员。同时，中国也应该清楚，受到批评与指责是每一个现代社会成员都要面临的挑战。“西方媒体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所作的文章也许给许多中国人一个不小的震撼。但现代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国际媒体就是这样运作的。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许多这样的压力。因此，中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批评与压力，并提高自己的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能力。 ”

日本的政治转变及其对美国与东亚的影响Japan’s Political Shift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 and East Asia

9月13日，在日本安倍首相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国际政治学者、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嗣(Koji Murata) 与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薛福瑞(Randy Shriver)，一同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题为“日本的政治转变及其对美国与东亚的影响”的研讨会做了主题发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该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为安倍首相辞职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由此将带来的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

村田对安倍首相的辞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安倍的辞职太早也太晚。“太早”是因为安倍完全可以等到日本国会否决了他提出的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之后再辞职；“太晚”是因为他早在几个月前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时就应该引咎辞职。但安倍不早不晚，偏偏选中在自民党刚刚开始与民主党协商一些妥协措施、最需要领导人之际提出辞职，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关于接替安倍的人选，村田最看好71岁的福田康夫(Yasuo Fukuda)，而非西方媒体普遍看好的麻生太郎(Taro Aso)。他的理由是麻生太郎一直是安倍政治纲领的中坚支持者，在安倍在自民党的支持率目前为历史最低的背景下，麻生太郎与安倍的紧密联系反而对麻生的胜选不利。相反，福田则已经取得了自民党内部包括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内的主要支持。

村田接着分析了安倍辞职将对日本政局尤其是日前的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上的供油问题的影响。虽然民主党认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行动是非法的，但即使国会否决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即国会决定日本自卫队从印度洋撤军，自民党还是会尽可能地拖延自卫队的撤军，从而实际上对自卫队在印度洋上的行动影响不大。

最后，村田列举了日本下一届领导人将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日本政府应该教育日本国民日本参与国际多边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第二，虽然日本对美国在为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未充分保护日本的利益而感到背叛，但日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寻求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第三，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他为中日两国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相互仇恨而担忧。他说，虽然中韩两国一再要求日本为二战中日军的暴行道歉，但日本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抱歉疲劳”(apology fatigue)的心理。他认为政治化历史问题应该被避免，历史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来解决。

薛福瑞则从美国的角度分析了安倍首相辞职对美日关系将带来的影响。他对美日关系总体持乐观态度，并认为日本在美国的国际安全战略中将持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绿皮书与香港的政治改革
Green Paper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9月17日，曾在去年3月与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一同竞选特首职位的现任香港立法委员梁家杰(Alan Leong)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有关香港民主化前景的演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演讲会。

梁家杰首先对西方逐渐对香港缺乏关注表示了担忧。他指出，香港中西合璧的优势，及其作为中国大陆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与样板的角色，使香港始终应该是西方所有关注中国与亚洲事务的人士不容忽视的一个主题。

梁家杰接着批评了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与现任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发表的政改绿皮书。他认为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存在着缺陷，不能反映香港人民的意愿。他建议修改现行的选举制度为每一个香港市民都有两票投票，一票选代表地理选区的立法委员，另一票选掌控立法委员会多数席的党派。这样的改革不仅更能反映香港人民的意愿，给香港人民更多的政治决定权，而且也并不违反基本法第45条。梁家杰批评绿皮书不仅令人困惑，而且也未能提出解决香港民主化问题的可行之道。

最后，梁家杰就北京对香港民主化的担忧发表了看法。他理解北京不支持香港全民公投是出于担心香港政局失去控制，但是他认为这种担心并不必要。鉴于香港人普遍的务实心理，极端地不与北京合作的政治家是不会得到香港人民的认可的。

中国十七大党代会的背后：制度萎缩与改革 Behind China’s 17th Party Congress: Institutional Atrophy and Reform

9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了题为“中国十七大党代会的背后：制度萎缩与改革”的研讨会。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研讨会上做了主要发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该研讨会。

沈大伟在他的发言中预测了十七大以后政治局与国防部人事上的变动，并认为十七大党代会将主要讨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应对措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从其他实行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与前苏联国家中吸取教训，从扩大党员覆盖面、提高党员干部执政能力和严惩腐败等方面来增加党的合法化与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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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卡内基国际防扩散会议10大成果
Top Ten Results from the 2007 Carnegi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Conference

在2007年6月举行的卡内基国际防扩散会议上，与会者们被请求鉴别出一些最优解决方案来应对防扩散在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大会的成果被总结为防扩散制度即将面临的3大挑战、3大最佳新政策建议，以及将在2010年前施行的4大最具影响概念。

通货膨胀——中国经济日趋浮现的危机
Inflation – China’s Looming Crisi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最近中国食品价格飙升现象所表明的通胀型经济过热这一严重风险的存在，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2006~2020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2006-2020

今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公平与发展项目主任桑德拉·博拉斯基(Sandra Polaski)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合著《2006~2020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一文。此文回顾了1980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与特征，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展望了中国经济的三种发展前景，并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国内与国际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软力量：理论与实践”学术座谈会
China’s Soft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本文总结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8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的软力量：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成果。与会者围绕国家力量与软力量理论、中国的软力量、软力量与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应对全球化的新方案
Kenneth F. Scheve, Matthew J. Slaughter, “A New Deal for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保护主义成分在增加。在贸易上，美国国会迟迟未能延续美国总统的“贸易促进权”；第109届国会提出了27个反华贸易立法；第110届国会在其掌权之后的前三个月就提出了十几个反华贸易议案。美国对外国在美投资的限制也在加强。2005年中海油试图并购优尼科，但由于之后两国的紧张政治气氛而最终放手；2006年，迪拜港口营运商迪拜港口世界(Dubai Ports World)也因竞购美国港口资产而引发美国政界激烈反应，最终不得不出售其在美资产。美国有关委员会对外国在美投资的审批程序也被国会立法人为的复杂化了。

乍看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上升似乎令人费解，毕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数家独立研究所的统计，过去十年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给美国增加了五千亿到一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就是每年1650到3300美元的额外收入。根据类似的研究，多哈协议也会给美国带来五千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不仅如此，鉴于9·11事件所显示出的国际不安全因素与贫困的紧密联系，多哈协议不仅可以大大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符合其反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主题。

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却在上升的现象，目前存在着三种解释。但这三种解释都不太令人信服。第一种解释把美国保护主义势力上升的原因归结于狭隘的行业利益。这种解释认为自由贸易伤害了某些行业的利益，如农业和制衣业，因此这些行业就在国会中进行游说以推行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但除了这些利益受损的行业，美国还有大量的受益于自由贸易的行业也会游说国会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第二种解释是政策制定者和商界人士没有很好的向民众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这种解释也有些失实。一项公众意向调查显示，大部分的美国平民都明白自由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至少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便宜的玩具、电子产品都是得益于全球化。第三种解释就是安全因素。这种解释认为由于某些安全考虑，国家政策不得不牺牲某些经济利益。但实际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并不矛盾。自由贸易反而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这三种解释之外，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美国保护主义趋势上升的解释，即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保护主义，是因为美国的公众越来越趋向于保护主义了。美国的公众越来越趋向于保护主义是因为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甚至反而减少了。换言之，就是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尝到全球化的实际好处，因此他们对全球化的支持自然就减少了。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年中，除了少数高收入者，大部分美国工人的工资或处于停滞状态，或有所减少。不同教育程度的工人中只有4%在2000年到2005年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在技术底层的工人受到的伤害最大，甚至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工人的收入也在近年有所下降。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被全球化拉大了。

文章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新的税法，以重新分配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从而使得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能够尝到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切身好处，以逆转美国政策中保护主义的上升趋势。新的税法的内在精神并非劫富济贫，而是从美国国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国家整体政策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美国下一届政府的总体战略
Christopher Hemmer,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Orbis, Summer 2007

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就是做“统治者”还是做“领导者”上的选择。美国在选择做领导者的同时，也在考量单打独斗和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之间的平衡与得失。美国的大部分决策者认为，美国如果在国际上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当然更好，但如果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美国单打独斗，美国也应该准备好单打独斗。正如克林顿总统的话所说：“我们尽可能地与别人合作，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单独行动。”

一国的根本利益是定义任何总体战略的关键。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历届总统所定义的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美国的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市场。散播民主是理解美国的几乎任何对外行动的基准。美国何时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坚持美国应该在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逐渐起色的时候才撤军。中美关系会不会更趋向缓和？许多美国人也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眼中，自由市场就是民主政治的经济版。自由市场也是指导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

但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美国也经常陷入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价值观与眼前利益相冲突的矛盾中，例如由于经济或其他短期利益违背民主自由原则或与“独裁”国家交好。要理解民主与自由市场价值观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美国政策制定者中历来存在着的美国作为“梦之国”还是“圣战之国”上的争论与徘徊。“梦之国”派认为美国应该建设好自身的民主与自由经济，以作为吸引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圣战之国”派主张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捍卫民主自由原则。这种辩论体现在现实中就是美国是否出兵制止苏丹的“种族屠杀”，是否采取行动推翻朝鲜的金正日政权？“梦之国”派批评“圣战之国”派的观点将如同伊拉克战争一样给美国造成沉重的代价。“梦之国”派认为，“圣战”本身不仅违背民主原则，也将给美国国内和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重大的挫败甚至倒退。“圣战之国”派则坚持美国应该为它所信仰的价值而战。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曾经是“梦之国”派中坚定的一员。他主张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谦逊，并批判克林顿总统在波斯尼亚、科索沃、海地和索马里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但9·11事件的发生完全改变了布什政府的立场。

衡量威胁也是总体战略的实质性部分。衡量威胁，即考虑哪些问题与地区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那些问题与地区则是美国可以放心忽略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面临了一些新的更复杂无形的安全挑战：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中国的战略取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失败国家，极端分子，军事民族主义的复兴，宗教与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匮竭，人口增长，难民增加，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毒品贩卖……所有这些，加上9·11以后反恐任务被提上美国安全防护的重点，美国的安全考虑范围明显被扩大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安全考虑清单将使美国负担沉重。随着伊拉克战争的代价不断扩大，美国的国债日益上涨，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将带来的医疗与社会安全体系负重不堪的隐患，美国的长长的安全考虑清单将是一个新的政府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国的外交战略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建议新一届美国政府一方面向世界重申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的地位，并将严肃、坚决地制止任何试图使用武力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也应向世界保证美国不会试图使用武力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美国也会尽量减轻美国的力量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经常忽略的是后一点，即美国的力量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立场上，作者明确地支持美国走多边主义的道路。即便多边主义意味着美国在许多国际行动上需要争取其他国家与组织的同意，有些时候可能被束缚了手脚，美国也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原则。因为只有美国让其他国家参与到如何运用美国的力量的决策中，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才不会被看作是世界的最大的威胁。

有关能源的一个未来战略图景
Mathew Burrows, Gregory F. Treverton, “A Strategic View of Energy Futures,” Survival, Vol. 49, No. 3, Autumn 2007

能源安全远远比“石油从哪里来”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仅依据一国进口能源占该国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来判断一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程度太过简单化。更广的战略问题并非国内的高油价，而是国外的政治影响：高油价将使哪些国家成为赢家，哪些国家成为输家?这些赢家与输家将给国际安全与福祉带来哪些影响？环境又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油价自2006年夏天高峰之后已经有所滑落，但仍然比2003年的油价翻了一番。因此，各石油出口国与进口国都应对石油对国际关系在外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预测并制定出相应的准备战略。

在世界油价持续高水平的情况下，最大的两个赢家就是伊朗和俄罗斯。即使伊朗不进行石油提炼系统的现代化，德黑兰的石油储备也足够使伊朗更强大。一旦伊拉克的局势稳定下来，伊朗对世界石油总储备量的贡献就会更大。但伊朗石油收入的增加并不利于伊朗国内的改革。部分的石油收入将被堕于或不情愿于改革的当权政府用于收买国内对政治不满的人群。俄罗斯在2020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除了增加石油收入以外，俄罗斯很可能也想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以图在欧洲与亚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天然气与石油不同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天然气都是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出售的，因此天然气贸易在本质上类似于石油管道的贸易。天然气的这一特点也将给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带来额外的优势。

高油价下的最大的输家就是贫困国家。高油价可能使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滑落0.5-1%，但它将给贫困国家的经济带来重创，从而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中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国家失败，成为恐怖主义温床，大规模移民等。东北非各国对高油价所带来的影响尤其脆弱。高油价将使巴基斯坦在2005年到2030年的25年间损失掉四千亿美元，相当于其同期累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尤其在巴基斯坦已成为核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的安全天堂的情况下，这一经济重创将带来不可预想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灾难性后果。对于有着丰富财政储备的中国与印度，高油价所带来的打击会相对小一些。但高油价还是会影响中国长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高油价与低油价情况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相差十四个百分点，更多的人将陷入贫困，环境也将由于更多煤的使用而进一步遭到破坏。新的产油国，像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如苏丹、乍得、科特迪瓦、刚果、赤道几内亚等，如果不明智地使用它们的石油收入，也将成为高油价的牺牲品。高油价会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增长，从而降低出口石油的竞争力；高油价也会在吸引投资上形成惰性，从而会在长期对生产形成负面的影响。此外，高油价还会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矛盾的尖锐化，甚至成为冲突的发源地。

此外，高油价还将打击民主的传播。更多的专制国家将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包括越来越具有专制倾向的俄罗斯。此外，据一项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政治制度都会趋向稳定。因此，这些石油出口国的石油收入将进一步巩固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治体制。

气候变暖将在发达国家与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之间形成另外一道政治裂痕。发达国家希望对所有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进行具体地限制，但中国与印度认为它们为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气候变暖也要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并争论它们也应该被允许经历一段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的能源消耗密集的发展阶段。

油价的上涨还将带来国家间对能源的竞争的激烈化。产油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也将进一步恶化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

针对以上的战略图景，美国应该像关注美国国内的能源使用效率一样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并向这些国家转移尽可能多的节能技术。由于这些技术大部分为私人所有，因此国家的动议在技术转移上没有决定权，但国家还是有着多种手段与杠杆来促使私人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有用的技术。其他石油进口国也应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并建立有效的规则以减少之间的不必要的冲突与不愉快。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数年的“善意忽略”之后的“有选择的接触”政策
Diane K. Mauzy, Brian L. 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 47, Issue 4

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从1975年以来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程度的“善意的忽略”(benign neglect)和在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偶尔的“接触”(engagement)。从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以来，除少数政治危机和平常维持市场通道的畅通以外，美国对该地区基本上保持“忽略”状态。然而，在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虽然整体的“忽略”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但布什政府把东南亚地区列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二前线，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步骤使美国更多地参与到东南亚地区事务中。

9·11以后的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在伊斯兰教占重要地位的国家与伊斯兰教不占重要地位的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在东南亚各国中，伊斯兰教占重要地位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美国与这些国家加强了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在情报和其他军事领域的合作，但在公共外交与经济社会方面仍然缺乏关注。多位分析人士已经指出9·11以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单一地关注安全与反恐，外交思维模式越来越陷入“非友即敌”的简单模式。布什政府依据各个国家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态度与支持程度决定对该国的“奖惩”；许多其他重要的地区议题、安全挑战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忽略；外交、文化、经济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弃。

对于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来说，一方面他们不希望被美国盯得太紧，尤其在人权问题上，他们满足于美国的“善意忽略”。但在安全事务上，他们希望美国的更多参与。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有三个方面的忧虑：首先，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美国把澳大利亚称作“代理警官”感到不安，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与其亲自参与东南亚事务，美国意图受理澳大利亚来负责其有关东南亚的事务。其次，东南亚各国对布什最开始把中国视作“竞争者与潜在地区对手”稍感恐慌，但9·11以后美国的对华立场有所软化，东南亚各国在这方面的担心也随即减轻。再次，东南亚各国为布什政府一再显示出的对双边主义甚至是单边主义的钟爱而忧虑。此外，在反恐战争的立场上，东南亚各国虽然大都愿意在分享情报、冻结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上做出努力，但这些国家对美国真正发动其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并不感到自在，至少它们不认为这应当是一场他们也被牵扯其中的战争。东南亚公众，尤其是穆斯林人，也把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看作是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公众内的反美情绪越来越盛。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边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表示支持，一边平息公众对美国的反恐战争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尚在90年代初，东南亚各国看待中国的眼光中还充满了恐惧与疑惑。但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明显地加强了。虽然东南亚各国依然担心中国在亚洲独大的可能，但东南亚各国领导人都一致认为中国目前在东南亚追求的目标有利于各方的利益。

在中非能源关系的认识上的真与假
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由于石油储备的新发现以及对国际开发的持续开放，非洲越来越成为国际石油开采商们的必争之地。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非洲的脚印的扩展，是美国和欧洲一些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在对中非能源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够准确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本文对它们一一进行了澄清。

第一，许多人认为，“中国石油公司正在试图把西方石油公司排挤出非洲。”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石油投资中还扮演着相对较小的角色。许多分析者罗列出一长串中国公司在其国土上拥有石油财产的国家名单，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西方石油公司在非洲的竞争中正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主宰苏丹的石油工业，中国在非洲拥有最大石油储备的一些国家（诸如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等国）的投资仍然占很小的份额。中国石油公司不仅在拥有份额上在非洲落后于国际石油公司，并且在石油开采技术上也远落后于西方石油公司。

第二，“中国石油公司加入国际竞争进一步加重了国际石油供给的负担并由此将进一步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运营，尤其是在一些其他公司不愿或不能开发的地区开采石油，实际上扩大了世界的石油储备。

第三，很多人认为，“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扩张代表了一个高度协调统一的中国政府的国际政策。”这种观点是失实的。这种观点通常源自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对石油工业的控制，以及石油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的综合感知。北京确实鼓励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向国际进军，也向它们提供了外交上的和财政上的支持，并且偶尔也在这些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决策的时候进行干涉。但是，当涉及到向哪里投资的问题的时候，这些企业才是主导者，北京只是提供大方向和广泛的建议而已。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鼓励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名单中，苏丹没有被列入在内，而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继续在苏丹投资。这一例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石油公司在对非洲投资上的无组织性、无协调性。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这些国有石油公司的控制能力，已经随着这些企业的自由化而被大大减弱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之间也由于相互之间的竞争而缺乏沟通与合作。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抱怨这种投资上的缺乏协调性不仅有损这些企业的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比如中国企业之间在同一国家头顶头地竞争只会降低原本与这一国家之间的协议条件，从而对这些中国企业都不利），而且也会破坏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比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事件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紧张及其给2005年9月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华盛顿带来的不必要的复杂背景）。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对中国石油公司在财政上的支持造成了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中国政府确实对中国石油公司有财政上的优惠政策，但这些优惠政策的作用被许多人夸大了。中国政府之所以在财政上支持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石油公司是国际石油市场的后来者。这一事实本身就造成了这些公司在世界石油市场竞争中的先天不足。此外，自2002年世界油价持续增高以来，竞争优势已经从石油进口国转移到了石油输出国手中。大部分非洲的石油输出国都落后于基础设施建设，并急于促进其经济的多样化，因此都愿意利用他们具有石油资源的优势换取他们想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经济发展机会。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承诺等）正使得这些缺乏先进开采技术与项目管理经验的中国石油公司对这些非洲国家具有了特别的吸引力。

抢夺尖端人才的战争
Adrian Wooldridge, “The Battle for the Best,” The World in 2007, The Economist, 21st Edition

明年将是人才更加紧缺的一年。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公司之间抢夺人才的战争显示出升级的迹象。无论是技术公司、投资银行还是咨询公司，所有人事部经理们都绞尽脑汁想出越来越聪明的办法来招揽和保住人才。许多公司已经开始抱怨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越来越难。一项国际调查显示2006年62%的中高层人事部经理都担心出现整个公司范围内的人才紧缺。填补空缺职位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一人才紧缺现象给经理们出了难题：如何在人才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招聘到令人满意的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在一个跳槽越来越容易的社会大背景下激励与奖励人才？

知识产业的增长使得社会经济对具有知识技能的人的需求飞速地增长。纽约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认为，无形资产——从知识劳动力到专利到特殊技能——已经占美国所有公司市场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这一需求的增长发生在世界将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今天。到2025年，15至64岁之间的人口在德国将减少7%，意大利将减少9%，日本将减少14%。在美国，婴儿潮时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退休将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大量的技术工人。

所有的公司还将面临另外两个挑战：第一，职员忠诚感、归属感的减弱。大部分有技能的劳动人口将不难找到薪水更高、待遇更好的工作。第二，大部分学校教育出的人才并不能满足劳动市场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劳动人口也将不会缓解这一波人才短缺浪潮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自身都也面临着高级人才短缺的挑战。中国与印度的公司们不仅在付着西方国家同等水平的薪水，也在引进着西方的经理们。

所有这些都将是具有一定技能的人才的好消息。各大公司不仅会提早进入人才市场——学校——试图以此笼络住人才，而且将雇佣更多的兼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企业内部调动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优秀员工的升职也将被提速。

中国国际品牌的未来
John Cashman, “The Future of Chinese Global Brands,” Change Waves, Premiere Issue, September 2007

中国本土品牌的国际化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中。中国公司运用两种主要手段来打入国际市场：直接收购国际品牌与在打入第一世界国家以前先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中扩展实力。本文提出了对中国本土品牌国际化过程的五个预测。

1. 收购兼并将成为中国公司打入国际品牌市场的主要手段。在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中国公司实行兼并收购外国品牌的国际拓展战略。这项战略可以帮助中国公司立即获得专业技术与国际品牌，是创造国际品牌的一条捷径。
2. 大部分中国品牌离国际知名水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除少数品牌如海尔、联想以外，大多数中国品牌还缺乏在海外的销售网络；其经营理念也往往落后于西方的竞争者。但得益于日本与韩国的经验以及科技传播速度的加快，中国产品由低成本走向高附加值的过程很可能因此被大大缩短。
3. 许多中国品牌都会首先在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初试拳脚。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这些公司积累可贵的经验，也可以抢占一些重要的新兴市场。
4. 中国第一批成功的国际著名品牌直接得益于中国国际明星（如姚明、李宁）的影响。
5. 要促进中国本土品牌的增长，中国要下大力气整治盗版，从而不仅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且为中国本土品牌走向国际创造适宜的大环境。

此外，文章还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些中国品牌走向国际的跳板。文章建议美国公司密切关注中国公司在第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活动，以便在这些中国公司打入美国市场之前做到知己知彼。

迎合美国消费者
Jack Perkowski, “Care and Feeding of the U.S. Consu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7 issue

迎合美国消费者的口味越来越不是一件易事。也许在过去几年前还是如此：美国消费者欢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这也一度造成了美国消费创历史最高纪录以及美国贸易赤字。但游戏规则似乎在迅速发生着转变。美国消费者开始注意到“廉价”的副作用，即产品质量问题。

对于最近的几起召回事件，无疑最为吃惊的就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精英。毕竟，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过去几年来出口的同样的产品。为什么偏偏才在现在掀起层层波澜？中国的吃惊可以理解，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廉价”的强大作用。外商采购经理们多年来在中国采购的最基本标准就是低价格。因此，“低价格”就成了供应商们一至奉行的金贵玉律。供应商为保住其微薄的利润想尽办法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降低成本，在原材料价格又一涨再涨的情况下，便不免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况。

在如今的美国，从贸易联盟到环保者，从商业头脑到人权活动分子，似乎每一个人都能与中国结下梁子。美国国会更是乐于利用人们的不满处处甩出“中国牌”用中国为美国经济问题做替罪羊。在这一时刻，保住或挽回与中国贸易的重要伙伴——美国消费者的友谊似乎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外，如果中国不能在产品质量问题上采取确实有效的行动，中国出口将受到沉重打击，届时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就会更难。

中美两国政府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美国政府应该经住利用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诱惑。即使这些保护主义政策在政治上有多诱人，有多少的眼前的好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这样的保护主义政策只会在长期伤害美国经济。在中国运营的国际企业的采购经理们在目前的危机的情况下应对其采购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更严格的标准保证产品质量。美国消费者也应接受合理范围内的产品价格增长，以补贴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在产品质量监查方面所增加的投入。

中国政府则应充分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中国制造”的招牌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财富之一；保住“中国制造”的名誉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如同商业一样，客户对产品质量进行投诉，否认客户的投诉并不是一种好的商业回应。同样，指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者美国媒体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报道，也都不具建设性。具建设性的做法是自我改进，例如加强质量监督检查的执法、提高立法质量门槛、吊销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企业的营业执照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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